許多地方政府熱衷于搞大項目，智慧城市、一網統(tǒng)管、城市大腦等此起彼伏，大平臺、大數據成了標配。與之對應的是，動輒成百上千萬甚至過億的項目總額，以及至少半年到數年不等的建設周期。

客觀來說，這些項目確實起到了一些成效，比如一網通辦，將很多原來各部門獨立的業(yè)務整合到一張網上，民眾可以在APP或者辦事大廳一次性解決問題，無需像此前東奔西跑，辦事效率得到提高。

但從整體效能看，這些數字化、信息化建設，許多都只起著錦上添花的效果，而沒有轉化成政府的核心能力，僅僅是作為一種可選擇的工具，對政府綜合業(yè)務能力的提升效果并不顯著。

一個典型的例子是，今年以來，疫情和自然災害的反復，政府可采取的數字化手段很少，此前建立的系統(tǒng)要么不實用要么很難用，到頭來還是靠人海戰(zhàn)術、手工作業(yè)。

換句話說，花錢上的大項目，關鍵時刻掉鏈子，成了繡花枕頭，好看但不實用，除了對外宣傳比較亮眼之外，更多的是信息化能力不足以及形成的資源冗余。

這種費財費力不討好的數字化，正在從政府的需求清單中剔除，取而代之的，是針對某項業(yè)務難點而必須做并且能夠帶來顯著實效的項目。

1、數字化是工具，重點在轉型

過去一段時間，不少人對政府數字化轉型存在一定誤解，認為數字化轉型就是利用各種新技術（大數據、互聯網、人工智能）等來賦能業(yè)務，解決以往人工很難解決的問題，提高工作效率。

這種認知較為局限，僅看到了數字化的一個方面：利用工具解決問題固然重要，但如何在利用好工具的同時形成全新的思維模式，以實現對業(yè)務問題的解耦，才是關鍵。

好比一道幾何題，需要用到尺子，能力一般的同學，用尺子能量長短、畫直線以及各種圖形，尺子扮演的是輔助性工具；但成績好的學生，不單能用尺子作圖，而且可以通過數形結合的方式來作答，這時尺子就變成了生產力工具，可以用來解決更多的題目。

在政府數字化轉型過程中，如果將重點放在數字化上，那么政府數字化轉型就會進入誤區(qū)，即上各種大項目，用到許多新技術、新工具，就能解決問題，這種思維邏輯很容易造成跟風現象。

從前幾年的互聯網+、大數據，到這兩年的人工智能、云計算，不少地方政府跟風追新概念，甚至連區(qū)塊鏈、元宇宙等現階段與自身業(yè)務八桿子打不著的新事物，也受到追捧，并為此投入不菲的資金，各種智慧城市、城市治理項目應運而生，還誕生了諸如旅游元宇宙這類奇奇怪怪的項目。

這些項目本身建設周期較長、金額大，并且需要極強的可持續(xù)性。而在一些地方城市，上一屆政府領導在任時追熱點投的項目，到了下一屆政府，直接被叫停，然后追另一個熱點，可持續(xù)性很差。

類似走馬觀花的項目并不少見，不但造成資源浪費，而且對業(yè)務能力的提升作用有限。

實際上，政府數字化轉型，數字化僅是工具，重點在轉型。

所謂轉型，不是單純地建設幾個信息化系統(tǒng)，而是以新技術為手段，在解決業(yè)務痛點的同時，對傳統(tǒng)的思維模式進行革新，產生新的業(yè)務價值點，實現更高的管理、運營服務。

譬如電子駕照，除了本身是一項惠民利民工程外，更重要的是產生了新的價值點：類似電子憑證可推行到其他場景，提高辦事效率，解決更多的民生問題。

一言以蔽之，政府數字化轉型，技術并不占主導，關鍵是利用技術工具來提升綜合管理能力。不少地方，熱忱于追逐新技術、新概念，為此投入大量的人財物力，做各種大項目，實際上是本末倒置，到頭來成效寥寥。

2、政府數字化轉型新特點：更務實、更落地

前幾年，由于理解不夠深刻，一些地方政府對數字化轉型缺乏全面認知，往往在信息化廠商提出新概念之后，政府便愿意買單，搭框架上平臺，缺少對自身需求的梳理和技術的認知。

而今卻有不同，從項目立項、招標，到驗收，政府會做充分的前期調研，并對廠商的解決方案進行實際驗證。只有能夠解決實際業(yè)務問題，并且對整個業(yè)務能力有提升的方案，才能得到政府青睞。

“與之前相比，政府數字化轉型的顯著特點是更務實。”

在炒了各種概念之后，政府發(fā)現這些項目本身效果并不顯著，并沒有廠商宣傳的那么華麗，因此在進行新的項目時，更為審慎、實際，不會如以前一樣冒進，在已有前車之鑒的背景下，同樣的虧不能吃第二次。

并且，疫情、自然災害等突發(fā)事件的沖擊，倒逼政府反思過去的信息化建設能起什么作用，出了哪些問題，也推動著政府更加理智地看待新技術、新項目。

除此之外，疫情期間，經濟受到影響，政府財政預算縮緊，必須將資金投入到更多與民生切實相關的項目中，除非是剛需，否則很少有政府會花上千萬甚至過億的錢投錦上添花的項目。

因而，在內外因的綜合作用下，政府數字化轉型正「脫虛向實」，更注重實際效益。

政府數字化轉型的另一個特點是，不再盲目崇拜平臺。

經過十幾年的信息化建設，客戶逐漸認識到，許多數字化轉型工作并非靠技術就能解決。政府數字化轉型是多要素融合，技術只是其中一個方面，業(yè)務、數據、參與者、運營等都要考慮進去。

部分地方政府比較崇拜平臺，認為上了大平臺就能畢其功于一役，實現彎道超車，這其實表明政府對技術本身不夠理解，很容易受到忽悠，興致勃勃地上了平臺，結果發(fā)現沒啥用處，落得一地雞毛。

隨著技術的普及，政府對技術的能力邊界也更清晰，平臺并非萬能，技術也解決不了轉型中的管理問題、部門壁壘，需要把多個要素綜合起來，才能發(fā)揮技術價值。

3、轉型需要硬科技，也要軟實力

TO G項目訂單大，市場上除了傳統(tǒng)科技公司，不少互聯網企業(yè)憑借著技術實力，也參與其中，并且拿到智慧城市、城市大腦、智慧交通等超級訂單。

這種「跨界行為」存在一個致命的弱點：對政府業(yè)務缺乏深刻認知。

盡管互聯網企業(yè)本身強調要從業(yè)務本身出發(fā)，但政府并非開放系統(tǒng)，有其內在的邏輯，互聯網企業(yè)以技術解耦政府業(yè)務的方法只能解決一部分問題。

舉個例子，城市大腦、智慧交通等大項目，面臨的一個問題是數據孤島?；ヂ摼W企業(yè)的解法，是利用各種技術（云計算、AI等），基于業(yè)務搭建技術架構、平臺等，來解決不同部門之間的數據流通問題。

但實際上，所謂數據孤島，本質上是部門之間的責任劃分問題。部門數據共享的前提是責任、義務對等。換句話說，數據使用出現問題，到底該如何定責？這個問題搞不清楚，部門之間就不存在合作基礎，而這本身依賴于政府體制機制的改革。

很多互聯網企業(yè)做的智慧城市大項目，不論技術多么先進，但實際效果非常一般，歸根到底，是沒有理解政府本身的運作規(guī)律及業(yè)務邏輯，更多是注重技術本身、平臺工具的智能化，但這并非差異化優(yōu)勢。

這也是一些互聯網企業(yè)，在中標大額訂單之后，只保留需要自身核心技術的業(yè)務，而把其他方面承包給傳統(tǒng)廠商的原因。

如果缺乏對業(yè)務、場景的深刻理解，再好的技術也很難對政府的業(yè)務能力帶來足夠的提升，這并不意味著對技術的蔑視，而是強調技術要基于業(yè)務，業(yè)務處于第一位。

互聯網廠商的新技術確實帶來了很多新變化，但由于企業(yè)基因限制，很難深入到政府數字化轉型的具體業(yè)務之中。尤其是當城市治理變成一個系統(tǒng)性、全局性工程時，各部門之間、條政府與塊政府之間的融合發(fā)展，僅僅依靠技術是完全不夠的，在硬科技之外，還應該有「軟實力」。

所謂「軟實力」，是基于對政府業(yè)務的理解和梳理，形成一套可行的方法論，通過經驗積淀，建立起業(yè)務方法模型，以將部門之間的業(yè)務內容進行固化，實現可復制。

也就是說，授人以魚不如授人以漁，企業(yè)應該提供“菜譜”，而非某道具體的菜。基于菜譜，各部門可基于業(yè)務需求，做出適合自身口味的菜。

為此，浪潮提出了政府數字化轉型“能力方程式 ”：

該方程式包含政府數字化轉型的多重要素，并梳理了這些要素的關系以及對整體能力的影響權重。其中業(yè)務和數據是客觀的，政府業(yè)務以及產生的數據不會因供應商變化而變化，但方法、技術和運營，則因不同的解決方案會有迥異的結果。

數據和業(yè)務類似于生產資料，而技術、方法就相當于生產工具，政府和企業(yè)就是生產者和參與者，三大部分相結合就能輸出完整的產品、服務，而類似服務需要長期生產者和參與者的長期運營。

而圍繞著該能力方程式，浪潮還提供更具體的能力組件，包括GBK方法、數字體征工具能力、數字化平臺等等。

以數字體征為例，即參考醫(yī)學體征概念，通過對管理對象的體征進行定義、分析，及時體現政府整體或局部運行狀況，從而對癥下藥，為政府社會治理提供決策參考。

政府數字化轉型沒有標準答案，但有具體的方法和路徑可循，只有對業(yè)務形成深刻的理解，才能更好地打磨出貼近需求的解決方案。

總結

政府數字化轉型是一個宏觀命題、復雜工程，需要政府和企業(yè)共同推動。

其中，政府作為甲方，必須意識到數字化轉型是長久的攻堅戰(zhàn)，不可能彎道超車，要瞄準轉型重點，切忌盲目跟風追熱點、炒概念，做更多切實而非錦上添花的工程，把好鋼用在刀刃上。

企業(yè)作為乙方，在提供解決方案時，不能只關注技術本身，而要著眼于數字化轉型整個環(huán)節(jié)，有全局觀，才能深入理解政府業(yè)務。